在清朝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的四月，正值慈禧太后庆祝六十寿辰之际，恩科会试的最终成绩揭晓。当时第五次进京参加考试的张謇，在殿试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甲第一名的状元称号。而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的师傅、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是特意向皇帝推荐道：“张謇，乃江南地区的知名人士，且为孝顺之子。”
翁同龢为何如此高看张謇？主要因素包括两点：首先，翁同龢系常熟人氏，而张謇虽在江苏省海门直隶厅长乐镇（现今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出生，但其祖籍亦在常熟，因此两人同乡；其次，尽管张謇屡试不第，但在担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时期，他所著的《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早已获得潘祖荫、翁同龢等“清流”南派人士的青睐，同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亦对他甚为赏识，早已成为朝廷高层关注的焦点。
按常理推断，张謇作为状元，其官场生涯应当一帆风顺。然而，他更以近代实业家的形象深入人心。张謇不仅具备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而且在经营管理方面也颇具才能。尽管他曾师从翁同龢，成为“翁门”弟子中的翘楚，但他与张之洞的关系同样密切。不过，张之洞与翁同龢在政治见解上却存在分歧。
尽管如此，这并不表示张謇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毫无建树。在干春松教授所著的《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一书中，对张謇在改革领域的观点进行了专门的章节论述。
张謇在成为状元的那年，恰逢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翁同龢力主开战，而李鸿章则倾向于议和。张謇站在翁同龢一边，公开发声支持战争，甚至独自上书弹劾李鸿章。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父亲张彭年在同年十月去世，张謇依照惯例返回家乡守丧。
第二年开春，湖广总督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提议派遣张謇负责组织通海团练以抵御日军，然而由于清军战败并签署了《马关条约》，此计划中途被迫终止；随后，张之洞再次奏请张謇在南通设立纱厂，张謇便借此机会涉足实业领域。
当年夏季，张謇受张之洞委托，撰写了《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提出了“必须进行制度性改革”的见解。在该疏中，他强调“广开学堂”、“速讲商务”以及“讲求工政”等内容，这些内容与张謇后半生的职业生涯紧密相连。在《广开学堂》一文中，张謇强调，朝廷派遣留学生学习技能的同时，还需妥善安排归国学成人员至恰当职位，以免人才流失；在《速讲商务》中，针对“中国上下层级之间隔阂甚深，士大夫对商务缺乏深入研究，虽有征税政策却少有保护商人的法律”的现状，张謇提出扩大本国产品出口、构建进出口通道、在各省设立商务局，要求各商务局全面负责各项商务事务，定期召开会议，专门采取便利商民的措施，权衡利弊，并由官方予以疏通，以保护商人权益，推动工商业发展，这一建议极具操作性；在《讲求工政》一文中，张謇分享了他对国外的观察：西洋进入中国的货物，因机器生产快捷、工艺精湛，其价格比原有物料贵三四倍甚至十余倍。日本尤其重视重工业政策。该国在通商都市设立劝工场，汇集民间生产的各种器用百货，精选其中最优质的，这同样是效仿西方的做法。国家授予牌匾以示奖励，以便让这些产业专享其利。因此，各行各业竞相鼓励，制造业日益精湛，销售范围不断扩大。鉴于此，他主张朝廷应认识到工业发展和制造业的重要性。
十月，张謇加入了上海强学会，该学会是由康有为所创立的变法派政治组织。尽管在此之前，他们有过交往，康有为甚至曾赠诗给当时未能及第的张謇（见康有为《送张季直下第还山》一诗：时运不济路途艰，无意留恋水波间。航海求材心所向，藏身山林事难量。退隐江湖合渔樵，回首望山河，与你共隐居，烟波中醉歌同行）。张謇的这一行动主要是受到了张之洞的影响，毕竟在强学会在上海成立之时，张之洞曾给予过支持。
张之洞于十二月聘请张謇担任江宁文正书院的负责人。次年，即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张謇又接受了安徽巡抚沈秉成的邀请，兼任安庆经古书院的院长职位。
在管理书院之余，张謇于该年及至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期间，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是创立大生纱厂，为此，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与协商。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謇返回京城办理请假手续，此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深得光绪帝的信任，成为推动改革的领军人物。张謇与康有为重新取得联系，却发现彼此观感不佳：“我在京城听说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意图进行政治变革，曾多次劝告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但也不清楚他们打算采取何种变革措施。如今看来，此事恐怕难以成功，其后果也是难以预料的。”康有为，曾是进士，起初并未中举，身为监生进京后，必定要拜访权贵，每次见面都谈得甚久，有时甚至频繁造访，我曾试图规劝他，但他并未听从。这次他获得功名后，住在上斜街，将住所命名为“万木草堂”。我去拜访时，看到他的仆人侍从，排场如同资深京官，而且宾客众多，心中感到惊讶，觉得这并非必然，于是又轻微地讽刺了他一番，但并未能确定他是否会听从。张謇不仅对康有为的改革举措提出过劝告，而且对他的排场和做派也感到不满，这其中受到了翁同龢的影响。
在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秋季，康有为在参加顺天府的乡试期间，曾试图请翁同龢帮忙将奏折转呈给光绪帝，却未能成功；到了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康有为参与会试之际，再次向翁同龢递交信件，然而翁同龢对他的评价并不高，称其“《新学伪经考》一书中，认为刘歆的古文无一非伪，扰乱了六经，而郑康成以下诸多学者皆被其迷惑”，并称其为“经学界的野狐”，感到十分惊讶。此外，翁同龢在回信中表示“未见康长素”，不仅不接受康有为对古籍的看法，还拒绝了他的会面请求；此后，康有为因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人的推荐，获得了光绪帝的青睐，翁同龢对此有所耳闻，但依旧保持公事公办的态度，并未接受康有为过于激进的改革计划。在戊戌四月初七，皇帝命令臣子索取康有为所进之书，并要求再次撰写一份递进之书，臣子因与康有为并无交往，皇帝询问原因，臣子回答称此人居心叵测。曰：之前为何未曾提及？答：臣近期阅读了其《孔子改制考》一书，方有所了解。初八那天，皇上再次询问康有为的情况，臣的回答与上次相同。皇上因此发怒质问，但张謇自然不会与康有为产生太多纠葛。
在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六月，张謇请得假期返回了南方，仅过了一个月便被任命为江苏商务局的总理，从而成功避开了随后的风波。
九月，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海外，谭嗣同等六人惨遭杀害。翁同龢因被免职回乡而受到牵连，被永久剥夺了官职，并被地方官员软禁。张謇则急忙撇清与他们的关系，表示一旦得知政府正在罗织罪名，意图陷害他们，便立即远避，以免遭受甘陵之祸。我与康、梁并非同一党派，他们所策划的行动，我并未参与其中，内心自省无任何愧疚，因此无需忧虑和恐惧，对此表示拒绝。这表明张謇虽然也有改革的意愿，但其想法与康有为等人存在差异。
1901年，即清朝光绪二十六年，由于慈禧太后擅自挑起战事，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翌年，我国被迫签署了充满屈辱的《辛丑条约》。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不得不重启“新政”，而张之洞则成为了这一变革中的关键人物。
张謇赞同张之洞的观点，并于二月撰写了《变法平议》一文，以现行的六部为基点进行论述。在“吏部”中，他提出应设立议院，但同时也强调“无需过度催促，重蹈急功近利的覆辙”。他建议“督抚”负责外交、海军、陆军，并纠察其所属区域；“布政司”专管赋税；“按察司”专管刑法；“巡道”应改为警察道，专责警察事务；“粮道”应改为农商道，专管农商事宜。“户部”提出了诸如“征调丁图籍”、“设立银行使用钞币”、“改革盐法”等具体措施。“礼部”主要负责改革科举制度、兴办学校；“兵部”则涉及建立警察部队、训练新式军队等；“刑部”则指出“法律不完善，却想用司寇的依据来约束各国之人，这是不可能的。”彼族与我族相牵连，若要使我国民众得以伸张正义，实属不易，并非仅因彼族傲慢且依仗强大，狡猾且擅长辩论。鉴于民众在嗜好、饮食、体质、教育、职业、知识、风俗等方面均存在差异的现状，我们提出需增添新内容以应对新形势；“工部”亦建议，在各府县特别设立农商官，使其专责此事，因地制宜，鼓励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变法平议》虽未被清朝政府所采纳，但其核心观点却为张之洞等人所采纳，并融入了他们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些内容最终构成了清末新政的关键要素。
《理想的国度：近代中国思想中的国家观念》为近代思想史领域的一部专著，书中不仅深入剖析了张謇的思想与行动，还详尽地探讨了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杨度等众多思想家的见解与行为，从而生动地描绘了“国家”这一概念从发展至深化的历程，同时也生动地勾勒出了传统文化中“理想国度”的宏伟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