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源市纪委官网发布消息，广东东源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长友接受检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广东省纪委监察部通报。省农村信用社合作社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河源市监委监督调查。此消息再次将广东农村信用体系的反腐风暴推向高潮。
河源市纪委官网截图
公开资料显示，东源农商银行前身是具有60年发展历史的东源县农村信用联社。是东源县业务规模最大、网点最多、覆盖面最广的金融机构； 2009年5月，统一法人挂牌营业； 2014年1月7日，东源农商银行正式开业。
最新财报显示，东源农商银行2023年末营业总收入48736.51万元，比上年减少3362.52万元，下降6.45%；总费用47652.51万元，比上年增加2670.09万元，增长5.94%；营业利润17,894.69万元，比上年下降1832.87%。万元，下降9.29%。
在经营业绩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东源农商行资产质量也面临下降的风险。截至2023年末，按照五级分类标准，东源农商银行不良贷款8982.12万元；不良贷款占比1.11%。贷款损失准备余额14,972.91万元，比上年末减少4,721.12万元。年末贷款损失拨备充足率为436.78%。计提一般风险准备和非信贷资产减值准备，年末余额分别为18,651.25万元、2,240.1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张长友曾于2014年至2018年担任东源农商行董事长，是农信社改制后该行首任董事长。然而，卸任董事长六年后，如今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调查。此次事件不仅暴露了东源农商行内部可能存在的治理问题，也再次将农村信用体系的反腐败形势推向风口浪尖。
事实上，张长友的调查并非孤例。今年以来，广东农信系统多位高管被免职。据统计，张长友等至少12名广东农村信用体系高管被调查，涉及广州、梅州、顺德、河源等地区。其中，仅11月份，顺德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振勇，阳江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孔传赞，东源农商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长友商业银行被调查。
除了张长友之外，广东农村信用体系近年来也有多位重量级人物被撤职。例如，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社（以下简称“广东省农信社”）原副书记、副董事长、主任苏宝玉，以及原党组书记、党组书记周考雄、王硕平等。董事长等人均涉嫌严重犯罪。因涉嫌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这些高管在任职期间权力巨大，对农村信用体系内部治理和业务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落马无疑给农村信用体系的反腐敲响了警钟。
近年来，农村信用体系高管腐败案件频发。 2003年全国农村信用体系改革以来，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管理权移交给地方政府。省级人民政府设立省级农村信用社，具体承担辖区内农村信用金融机构的职责。发挥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但在实际操作中，省农信社的定位逐渐偏离了“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初衷，变成了有权为下属机构任用人员而不顾一切的定位。对资本、运营、风险以及盈亏不负有责任的“特殊机构”。这种机制设计上的缺陷为腐败和权力寻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并且由于省农信联社有权聘任所属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无需承担任何选人用人错误的责任。这就导致各类关联方泛滥，人才选拔往往与其所属机构的市场化需求背道而驰。同时，农信联社在业务层面干预所属机构的业务也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些农信社领导打着“建议”的旗号，让下属机构放贷，但只有出现问题时才“提出建议”。不追究责任。由于缺乏监督和管理，农村信用体系腐败现象屡屡发生。
此外，农村信用体系内部控制机制也存在严重缺陷。在广州农商银行原董事长王继康的系统控制下，该行卷入河南新财富集团诈骗案、雪松控股集资诈骗案、刘克案等高风险案件。广州市委第三巡视组在对广州农商银行党委巡视的“回顾”中批评该行“内控机制缺失”。这些案例表明，农村信用体系内控机制建设存在严重缺陷，难以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农村信用体系腐败不仅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和利益，也给地方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王继康等人解职后，广州农商银行隐性负债显现，风险逐渐暴露，经营业绩大幅下滑。 2020年初以来，该行营业收入连续五年负增长，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大幅下滑近80%。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广州农商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当地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威胁。
面对农村信用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监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监管，打击腐败。目前，广东省纪委驻省农村信用联社纪检监察组正在对张长友等人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银保监会等部门也加强了对农村信用体系的监管执法。然而，彻底解决农村信用体系内部存在的问题并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