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24年9月10日是第22个世界预防自杀日。2024年至2026年世界预防自杀日的主题是“改变自杀叙事”，旨在通过减少耻辱感和鼓励公开对话来预防自杀。
近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费利鹏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过去30年，我国自杀死亡率大幅下降，这种下降幅度在世界范围内罕见。2015年以后，我国自杀死亡率与发达国家相近，下降速度逐步趋缓。
“从这个趋势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在2015年至2030年期间将自杀率降低三分之一。这是令人遗憾的。”费利鹏说。因此，他建议从公共卫生角度而不是心理健康角度制定自杀预防计划。
20世纪70年代，费利鹏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留学，在湖北省沙市区一家精神病院呆了7年，此后一直致力于自杀问题的研究。
2002年，费利鹏、李先云等人根据中国自杀率数据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改变了世界对自杀预防的认识，让更多人关注当时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状况。
同年，他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工作期间，创办了中国第一条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的免费心理援助热线，成为后来众多心理援助热线的典范。
在中国生活多年，费利鹏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习惯用“国”来称呼中国。他曾参与多个省市的精神卫生防控体系建设。1995年，他荣获湖北省政府颁发的“编中奖”；2012年，他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是中国政府授予国际专家的最高荣誉。
作为国际知名专家，费利鹏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任教，现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长期在中国工作。费利鹏在其最新论文《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进展与思考》中呼吁建立国家或地区自杀预防规划，并提出十点建议。该论文近日被国家精神卫生与精神卫生防治中心评选为优秀论文。
“精神疾病是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澎湃新闻：费教授，您在《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进展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对中国等中低收入国家而言，现有的以个体为中心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占据了有限的自杀预防资源的80%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费利鹏：这是我多年观察的一个经验，过去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都是中低收入国家，所以从全球来看，预防自杀，重点要解决中低收入国家的自杀问题。
但以往相关研究90%以上都是针对高收入国家，采用精神病学和个体医学的视角，但事实上，自杀率是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
如果从个体角度看，影响自杀的因素非常广泛，既有自身的精神心理问题，也有外界各种刺激，而且这些因素都是不断变化的。
以前国外对自杀的研究很武断，认为只有精神疾病才会考虑自杀、才会自杀。但在中国，你会发现很多有自杀行为的人，并没有特定的、可治疗的精神疾病，很多时候只是心理不舒服。如果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寻找、治疗精神疾病上，就会忽略很大一部分自杀行为。
当然，这并不是说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不重要。精神疾病是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的统计显示，在自杀未遂的案例中，超过一半的人虽然有心理不适，但并没有精神障碍。
澎湃新闻：您在文章中提到，1996年联合国就建议各国政府制定国家和地区的自杀预防战略和计划，世界卫生组织在2014年《预防自杀：全球当务之急》报告中也重申了这一问题。您知道哪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和计划？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吗？
费利鹏：是的，很多地方都有规划，但中国还没有。世界卫生组织每隔几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报告，里面有各国精神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自杀预防规划，不只是高收入国家有，印度、巴西等国家也有。至于落实到什么程度，要看资源是否投入，规划是否合理，人才是否能够协调。
但确实很少有国家从规范的循证医学角度对相应战略和计划中不同举措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制定计划只是一个起点，可以系统地协调不同部门的工作。这个计划应该由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制定，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设立专门的组织或机构来制定，全社会都可以参与。这在各个国家不容易推广，因为不同部门的权力和利益不同。制定之后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协调实施，我们会定期从科学的角度进行评估，这样自杀预防工作才能开展起来。
论文：您在《国内外自杀预防研究进展与思考》一文的最后，对我国自杀预防规划提出了10条建议，包括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质、个体适应能力，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公众对自杀预防工作的理解和全力支持；降低不同自杀工具特别是农药的可及性和致死率；针对有自杀风险但无精神障碍的个体制定创新的干预措施；加强和扩大医疗卫生系统对自杀及自杀未遂的监测等。
费利鹏：对，我是一个科学家，首先我特别希望有准确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可以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制定政策，有了准确的数据，我们才能决定应该如何分配资源。
如果你觉得这个计划太先进，那么可以先从一个地方开始，比如上海、北京，逐步探索、适应，最终变成全国性的计划。
“如何判断求助者是否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也是心理热线接线员面临的一个挑战。”
澎湃新闻：心理热线在预防自杀方面的作用是不是更容易统计和分析呢？
费利鹏：热线的一个问题是，你不知道谁会给你打电话，而且你无法判断你的热线对某个地方的自杀率会有多大影响。
因为很多有自杀风险的人不会给你打电话。虽然我们做了一些跟踪调查，但我们不知道在所有风险人群中打电话求助的人占比。
当然，热线肯定是有帮助的。很多人不愿意寻求心理健康服务，因为价格太贵，或者农民找不到相应的求助场所。其实，免费心理热线就能提供基本的咨询服务。
根据现有的数据，求助者中，20%的人有自杀风险，剩下80%的人有心理不适，当然也有纯粹想骚扰你的，也有学生求助，纯粹是为了好玩。
澎湃新闻：这些年，您觉得呼叫者的需求有什么变化吗？
费利鹏：一般来说，过去矛盾大多是家庭各种矛盾，但现在经济问题相对增多。
澎湃新闻：您遇到过印象深刻的热线援助案例吗？
费利鹏：比较多，比如有一个人站在桥上准备跳下去，他是广西人，我们在北京接到电话，所以不太方便紧急干预。
这时候如果他突然挂断电话，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也不知道他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话，接线员也会非常尴尬和沮丧，对他们的心理负担是很大的。
他们难免会自责，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导致对方挂断电话，甚至丢了性命。我们只能和接线员开会讨论，告诉他们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我们要想办法让接线员说话，释放这些情绪，尤其是对第一次处理这些危机的接线员来说。
因此我们一般都会尽力劝说求助者，了解他的所在位置，并尽量和他的家人朋友取得联系，以便他的家人更好地进行干预。
澎湃新闻：从技术上来说，遇到一些极端情况的时候，应该可以和警方实现即时的协调？
费利鹏：在一些国家，遇到这种危机事件，可以直接联系警察部门。在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实现了与警方的联动，但这种方式有好处也有坏处。
比如，北京热线的来电者大多是外地人，接线员报警时，他的身份是什么？你在骗我吗？如果来电者陈述是虚假的，责任由谁来承担？另外，这还涉及到伦理问题，心理热线本来就应该对外保密，你报警的时候，这种信任就被破坏了。
当然，生命第一，必要时应该报警，但如何判断他是否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即将自杀，对接线员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中国自杀死亡率下降全球罕见”
澎湃新闻：自杀未遂数据和自杀死亡率数据之间有何关联？
费利鹏：自杀风险最高的人群不是抑郁症患者或精神病患者，而是过去有过自杀企图的人。过去，自杀企图的人在接受治疗后会回家。但这个人再次自杀和死亡的风险比其他任何人群都要高。其实我们应该对自杀企图者进行跟踪，了解他们的性别和年龄分布，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应该重点预防哪些人群。
很多年前我们在山东运城做过一个项目，急诊室的护士会立即对自杀未遂患者和家属进行教育干预，帮助他们避免极端情况。两周后，医护人员再到患者家中查看情况是否稳定下来。这个措施虽然比较简单，但非常有效。可惜后来没有推广。不过，这是针对自杀未遂的干预，而不是针对心理不适者的干预。
澎湃新闻：2022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21年我国城镇居民自杀死亡率为4.31（十万分之一），农村居民自杀死亡率为7.09（十万分之一），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有明显下降。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费利鹏：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自杀率比较高，之后全球自杀率一直在下降，中国下降的速度比其他地方要快。
经济改革和城镇化更能解释自杀率的下降。通过数据对比发现，1987年至2005年，农村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口由1990年的49%变为2015年的33%，农业人口减少了2-3亿。我意识到，这2-3亿人不容易接触农药，可能是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因素。
自杀率下降了，我们当然希望是精神卫生工作做得好，但事实上我看到至少80%的下降是城市化的结果，而不是精神卫生工作做得好。
当然，我们接受精神卫生服务的人口比例在增加，但从公共卫生角度看，这么短时间内实现60%的下降肯定是不够的，而且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幅度的下降。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自杀死亡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
费利鹏：目前我国的自杀死亡率确实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但是从2015年以后已经基本稳定。
从这个趋势来看，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在2015年至2030年期间将自杀率降低1/3。这是令人遗憾的。因此，这也是我建议从公共卫生角度而不是心理健康角度制定自杀预防计划的原因。
“老年人自杀预防资源配置不均衡”
澎湃新闻：202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70岁以上老人的自杀死亡率是10至19岁青少年的几倍。这种现象在全球是否普遍存在？
费利鹏：在大多数国家，老年人的自杀率高于年轻人。
中国这个比例比较特殊，特别是老年人，根据前几年的数据，5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杀占到了全部自杀的70%，而针对老年人的自杀预防资源却只占到了10%左右，这显然是不平衡、不合理的。
尽管青少年自杀率只是老年人自杀率的一小部分，但我们仍然把大部分资源放在青少年身上。但如果我们想减少全国的自杀人数，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老年人身上。
澎湃新闻：202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自杀率高于城镇居民，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差距更加明显。这种城乡差距是普遍存在的吗？
费利鹏：90年代的时候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特别是农村年轻女性，身高比老人要高，城市化以后，城乡差距缩小了。
一个问题是，在90年代，农村和城市的界限还比较清晰，但现在随着城乡逐渐融合，人口不断流动，要把农村和城市区分开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澎湃新闻：目前有多少国家公布自杀率数据？您认为公开数据对预防自杀能起到什么作用？
费利鹏：中国从1990年开始公布自杀率数据。据我所知，阿拉伯国家不公布自杀率数据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自杀违反他们的宗教教义。印度以前也是这样，但大约10年前就改变了。
在这些国家，自杀预防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知道自杀者的性别和年龄分布，也不知道他/她自杀的方式。例如，如果有人使用杀虫剂，我可以找出他们常用的杀虫剂，然后向农业部门提出建议，限制生产此类杀虫剂。
澎湃新闻：精神障碍人群的自杀率与其他群体相比有何差异？
费利鹏：总体来说还是比其他人群高。一般来说，我们认为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比较高，厌食症患者的自杀率也比较高，高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但不一定非要有精神障碍才会自杀。
澎湃新闻：您觉得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如何应对抑郁、焦虑等情绪？
费利鹏：这个跟预防自杀的方法是一样的。
第一，提高心理承受能力。要了解自己的状态，知道哪些刺激会影响自己，并培养应对这些刺激的技能。很多人在这方面是无知的，需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培养。
第二是建立社会支持网络。这不是一个吃吃喝喝、玩玩的圈子，而是一个可以互相交谈、互相帮助的现实社交网络。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说出来，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愿意伸出援手。这种现实的社交很难取代网络社交。
第三，必要时寻求专业支持。如果以上措施无效，情况越来越严重，还可以拨打心理热线、找心理咨询师、看精神科医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