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书的工作室里摆满了这些年收集来的历史资料。
存有当年摄制电影《东京审判》时遗留的胶片原版，有编撰剧本期间仔细研读过的一整套《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和《日本侵华罪证录》，另还有他当年自掏腰包为抗战老兵刊印的追忆录。
高群书从新闻领域走出，以非正统方式进入电影界，他长期制作警匪剧，首部大银幕作品便是《东京审判》。
起初是他人邀请他担当导演，在研究相关背景时，他因该次抗日战争的关键情节鲜为人知而心生愤懑，认为“原本属于他人的题材，转而变成了自己的责任”。最终，他倾尽所有完成了这部影片，使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得以公之于众。
高群书特别看重第一手材料。他喜爱阅读个人回忆和口述档案，也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历史文献，这得益于他在新闻专业学习期间养成的习惯——追求事实，这是他创作中极为看重的标准。也许正因如此，他对记载过往和发掘历史展现出浓厚热情。
偶尔，高群书在研读人物传记和史料时感到惋惜，由于诸多在他眼中值得被重视和铭记的历史，鲜有人关注。他主张，身为导演和电影创作者，有义务去发掘那些真正值得被展现和流传的历史。
“对我来说，用电影拍一段历史和一些人，它就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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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还原法庭和演员造型
法庭上的每一句话都有出处
高群书曾经拥有一套《东京审判》的胶片，那是他执导的处女作，如今仍保存在他的工作室里。
二十载光阴荏苒，《东京审判》已然成为不朽之作，至今依旧是国内少有的影视佳作，它再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二战期间日本首要甲级战犯所进行的一场重大审判。观众借助这部影片，得以知晓那场历时两年有余的审判过程。
电影《东京审判》海报
为了将这段往事呈现于银幕，高群书付出了诸多心力，也战胜了不少阻碍。他自始至终明白，这桩事件理应被世人铭记。
这部分历史长期无人触碰，鲜为人知，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我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制作《东京审判》期间，团队确立了两个核心要求，首先，影片呈现的法律规范与审判程序需契合国际准则，能够承受审视与验证；其次，审判场景里所有对话都必须有现实依据，禁止导演或创作人员凭空创作。达成这些条件，方能确保影片反映历史的准确性。为此，高群书带领团队实施了广泛的历史考证与资料搜集。
准备阶段，由于相关历史文献不足，他们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搜集资料，走访了许多图书馆，但成果有限。后来，高群书的助手从其母校图书馆复印到一本《东京审判百名记者法庭实录》，书中详细记录了两年多时间里每次庭审的细节，为影片中法庭场景的对话提供了依据。
另外，他们参照历史影像资料，精确复制了远东审判机构的整体景象和每位参与者的装扮，还特意挑选日本表演者扮演被告者，这样做既是为了更真切地再现那个时代，也是出于对那段历史的责任感。
窘境并不仅在于文献不足，突如其来的经济拮据和接踵而至的追债者，加上各类突发状况频发，令高群书倍感茫然。那个阶段，为了维持项目，他首次向他人张口求助，最终以电视剧的著作权作为担保，筹措到五百万元，从而完成了电影的制作。
电影最终得以公映，收获了相当可观的观影人数，并且赢得了若干荣誉。时至今日，不少教育机构仍会组织学生观看这部影片，在线平台上几乎每日都有新的观众留言发表。大家既记住了这部作品，也记住了那段过往。
——2——
“如果没有梅汝璈，
当时这些战犯可能就真的上不了绞刑架”
高群书认为，东京审判这一历史事件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不仅标志着他电影生涯的起步，更因为这场审判本身关乎抗战，或者说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应深深铭记。
历史文献显示，东京审判于1946年5月举行，由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不列颠帝国、法兰西共和国等国的代表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主要甲级战犯实施审判活动，涉案罪犯涵盖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人。
高群书工作室书架上摆着的历史资料
中国选派法律专家梅汝璈担任审判官，此人是电影《东京审判》中的关键人物。根据高群书的看法，正是梅汝璈的执着和有理有据的辩护，才使得公道得以实现。倘若没有梅汝璈的坚持，那些战犯或许真的不会被送上断头台。
高群书提及，当时候审讯期间，一些国家的审判官不同意给日军战犯判死刑，提议用送到偏远岛屿的方式替代，还有审判官甚至说这些战犯没有罪。不过梅汝璈在审讯时道理讲得很清楚，主张一定要给甲级战犯判死刑。
这件事之后，座位顺序安排激怒了刚到法庭的梅汝璈，他当场愤然离去，因为审判主持人把中国的座位设在了英国之前，这个安排梅汝璈极不认同，新闻媒体有相关报道，梅汝璈故居的解说员梅庭军介绍时提到，当面对这个不合理的座位分配，梅汝璈明确指出，这次审判是针对日本战犯的，中国是日本侵略最严重的国家，抗日战争持续时间最长，承受的损失最为惨重。再者，倘若日本不曾无条件停战，那么今日的审判便不会举行，依照受降国签署文件的时间先后确定座位，这完全符合情理。
最后，由于梅汝璈的坚决主张，审判团以六票对五票的微弱多数，决定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七个日本首要战犯执行绞刑。
按照高群书的理解，梅汝璈坚守着属于自己的民族风骨，他并非孤身一人，也并非仅仅代表官方立场，而是象征着众多牺牲者的精神寄托，他创作这些影像作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这些人的事迹不会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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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抗战中
不能忘记每一个付出热血的老百姓
今年九月开头，高群书导演的关于东北抗联的影片《生还》会进入电影院，向观众展示。他个人表示，制作这部电影和以前拍《东京审判》有相似之处，都是“非自愿参与”，最后“变成了个人的责任”。
高群书选定拍摄对象，那是一群鲜为人知的“边缘”人士：抗日联军里的被服厂女兵和留守的部队成员。在他眼中，这些人在抗日战争期间理应得到保护。她们并非正值壮年的战士，却依然投身战事，每日承受着敌军的骚扰，时刻处于恐惧之中，即便如此，依然展现出反抗的勇气。
这个角度，构成了该影片与众多抗日题材电影的不同之处：它改变了整体性的讲述方式，采用了更细致的观察角度，从较少被关注的人群入手，揭示了战斗的艰辛，以及在那场战斗中个体生活的实际情况。
高群书表示，他之所以这样决定，是由于他觉得部分英雄虽未出名，却同样值得赞扬。电影借助一个人物的角度，展现了众多人物形象。这些人理应受到保护，然而在目前公众中并不为多数人所了解。
如今众多文艺作品纷纷描绘战争主力，然而战争涉及全民，不可忽视所有在抗争中奉献生命的普通民众，他们同样每日承受着弹雨和生死考验。
凭借曾经从事新闻行业的背景，高群书非常看重自己作品的真切性，尤其对于涉及历史和抗日战争的电影。他一方面会小心防范影片内容与历史事实出现偏差，另一方面也尝试了多种途径，运用纪实性的拍摄方式来呈现这部电影。
筹备《生还》期间，他深入探究了抗联的过往，李敏的《回忆录》两卷本都被他标注得密密麻麻。高群书还为演员们安排了持续一个多月的集训，包含军事技能和身体素质的锻炼，尤其侧重于资料学习和思想引导。他向演员们传授抗联的历史知识，播放关于抗联的影像资料，组织他们学习那个时代的歌曲，目的是让演员们全面掌握并真切体验那段岁月，从心灵层面做好充分准备。
电影《生还》海报
高群书主张实地取景，于东北三省各处实地拍摄，环境异常困顿，然而回想抗联岁月，当时情形比此刻更为艰难，从无演员抱怨劳累。“环境极为恶劣，采用实景拍摄，包含大量夜间戏份，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度以上，积雪深及膝盖，演员需背着武器奔跑。拍摄过程已近乎真实，而非表演——流露的情感皆是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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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现在的人记住，
怎样才能不再发生历史上的惨剧”
高群书导演表示，他执导的《东京审判》和即将公映的《生还》，并非主要为了获取声望或物质利益，而是将个人荣誉置于次要位置。他更倾向于通过影视作品，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或社会群体的故事完整呈现，这种创作追求在他看来更具价值。
高群书认为，导演应当承担起发掘那些值得被关注，却可能被岁月冲淡的默默无闻者的责任，为后人保存他们的经历和风骨。他并非意在创造英雄或树立标语，只是在记录过往，让人们得以通过影像感知往昔的生活状态。对他而言，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便已足够。
高群书 红星新闻记者 唐文祺摄
如今，生活节奏飞快，依然致力于挖掘过往的人，以及那些真正尊重历史，尊重事件和人物的创作，好像变得非常难得。当下的创作，似乎更注重将人和历史当作素材，然后思考如何把“作品”推销出去。对此，高群书表示，这不能算错，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手段不同。
高群书同样有清醒的认识，导演的创作与历史学者的研究有所区别，为了增强戏剧性，电影必须进行内容上的取舍，这种取舍决定了影片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真相。
然而，与历史学者的研究成就对比，文学艺术无疑更能消融与受众间的隔阂，这属于一种更易被普通人领会的途径。高群书主张，电影创作者的核心任务在于如何引导人们去确认并接纳自身的实在，帮助他们开拓新的认知与经历，但务必以具备良知为根基。
从事电影创作必须考虑长远影响，要顾及子孙后代，毕竟许多人将银幕上的情节当作事实来接受，所以绝不能误导他们，不能传播虚假或歪曲的信息。记载往昔，铭记往昔。根据高群书的观点，关键在于让当代人明白，如何避免历史中的悲剧重演。
但是高群书内心充满焦虑，他认为《生还》这部作品推出太迟了，那些曾经亲历东北抗联历史的老一辈人，现在大多已经离世了，他认识的一位老兵，近些年完成了一部回忆录，他读过后深受触动，自己出资印刷了相当数量的副本，现在还整齐地陈列在他工作场所的书架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