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章开沅口述自传》，之后在 2024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凡人琐事：我的回忆》。《章开沅口述自传》是章先生口述，由我执笔整理；《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则是章先生亲笔所著。《章开沅口述自传》有 30 万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有 60 万字。有的内容在前书中没有，在后书中有；有的内容在前书中简略，在后书中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在前书中有，在后书中没有。前书中有关于学者治学的最佳精神状态是“虚”与“静”的那一段，而后书中却没有。从这可以看出，章先生在撰写回忆录时，有意将其与口述自传进行了区分。毫无疑问，回忆录的信息量比口述自传大很多。
从这部厚重的回忆录中能读到的内容是什么呢？不同的人所得到的讯息必然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境下得到的讯息也会有所不同。然而，凭借我随侍先生的经历，尤其是对他进行口述采访的经历，再结合他在回忆录中的文字，我还是希望特别提醒读者留意他在这本书中传达出的对人类文明的深深忧虑。
章先生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一直强调史学研究的实证性。他不止一次提到要像“地毯式”那样去搜集史料。然而，他也反对史学研究陷入繁琐考据的境地，同时强调史学家应当关注现实，提倡“参与的史学”。
史学家参与现实，并非是歌颂的，而是批判的。章开沅常常引用一句先贤的诗句：“治学不应为迎合时世的话语，而要独自去探寻真知以启发后人。”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只乌鸦，而非一只喜鹊。他曾送给我一幅字，上面写着：“学风如果是端正的，那么世风也会是端正的，学风应当成为世风的先导。”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史学的参与”的真正含义。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是章开沅所著的书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 2024 年出版。
他关注现实时，时常会对现实中的人带来一些冒犯。他冒犯的对象，有的是“同胞”，有的是“人类”。他批评人类的文明已患病，这显然是在冒犯全体人类；他坦言国人的民族主义太偏狭，这显然是冒犯了一部分国人。
他研究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是为了警醒同胞，不能盲目排外；他研究“世纪意识”，是为了让国人冷静，不可轻谈“中国的世纪”，中国在发展中必须考虑他国，我们在考虑 21 世纪中国命运时需同时考虑全人类命运。
他用实证向世人表明，像孙中山那样的革命者与爱国者，一方面是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主义者。只有以积极的姿态去拥抱世界，才是大国国民应有的心态。
南京大屠杀在中外引起震惊。他到了古稀之年才开始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然而，他多次声明，自己从事这一研究，绝对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汲取经验，从而教育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众多的年轻一代”。他在书里会引用一句话，在文章里会引用一句话，在演说中也会引用一句话。其中一个是他的老师——贝德士教授的话，贝德士教授在大屠杀期间挺身而出救护中国难民，他引用的这句话是：“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另一个是二战期间一个日本学生兵写的一首小诗，小诗的内容是：“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的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同欢乐、共悲伤？”
世界获得和平，人类能够一同欢乐、共同悲伤，这是贝德士教授和那位日本学生兵所期望的，也是章先生所期望的。当他多次引用这些言论时，实际上就是他不断借助历史人物之口，向世人发出的呼吁。
章先生是个乐观之人。他察觉到人类文明存在诸多严重问题，然而，他始终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全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
他注意到古来呼吁和平的哲人有不少。战乱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历史学人最为无力的是，人类几乎从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总是一再重蹈覆辙。在 20 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冲突和国内战争更是数不胜数。发展到现在，局部战争依然持续不断。更危险的情况是，各国的狭隘民族主义在不断地泛滥。同时，人类的心智也进入到了一个迅速倒退的阶段。
章先生坚持认为，只要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勇敢站出来，就能扩充我们的胸怀气量，教育我们的人民。并且，若能及时给各国极端且狭隘的民族主义降温，那么世界大战有望避免，全人类同欢乐、共悲伤的局面也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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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无疑是一位学院派的史家。然而，他对和平的那种追求，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那份隐忧，与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些理念，一方面源自对历史的观察感悟，另一方面则源自他自身的生命体验。贝德士教授在二战期间秉持和平主义，这或许与他在一战时曾奔赴战场并见识到现代战争的残酷有关。而章先生对和平的珍爱，是和他在二战中的经历相关的。
章先生出身于有产者家庭。他的曾祖父创办了一家规模颇大的面粉厂，并且还涉足了家具制造、电力、铁矿等行业。他小时候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然而，日本侵华的步伐打破了这种平静。1937 年，当时只上了几个月中学的他，不得不拜别祖父母，离开老宅，与父母、兄弟、姐姐、外祖母一同，历经风尘，逃难到了四川。
战乱导致缺医少药，他接连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自己也曾经身患重病。他幸运地进入了国立中学，然而，却因为被怀疑思想不纯而被开除。之后考入一所职业学校读书，又因为看不惯军训教官骚扰女生并与之顶撞而被开除。
那时，他的兄长是学生，他的姐姐也是学生。父母远在江西。于是，他陷入了衣食无着的境地。一位好心的船老大收留了他。他成为了一名船工。他与长江的恶风恶浪进行搏斗。生与死，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船板。
他之后投身于青年远征军，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心中立志要与侵略者在疆场上一决高下。然而，他所在的部队还没来得及上前线，日军就已经投降了。等他回到老宅时，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面粉厂和铁矿不仅生产处于停顿状态，而且还面临着被当作“敌产”而被没收的风险。
说他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有一个细节在他退役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退役东归的途中，他曾在汉口停留了好几天。在这期间的某一天，他们在长江边。那时，他们看到江中驶来一艘船，船上满载着投降的日军。由于双方都穿着军便服，所以他们都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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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他依然清晰记得当时的感受，于是在回忆录中记下：内心的感觉是战争结束了，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活下来的士兵都应该尽早回乡与家人团聚。
从他的笔触可以看出，他的思考超越了战争受害者的痛恨，也超越了参战者的感受。他的笔触是平静的，通过这平静的笔触，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他从 1950 年代起就投身于中日友好交流。他在进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期间，多次表明，开展这项研究，并非是为了挑起仇恨，而是要以铁的事实去教育全世界的人，让他们知晓战争带来的暴行是何等可怕，使人们明白避免战争、捍卫和平是极为重要的。
这是因为，看到日本右翼企图否定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时，他会挺身而出，以捍卫历史的尊严；也是因为，察觉到国人的民族主义存在偏狭之处时，他会立刻用历史的事实，给予善意的批评。
2000 年，他在日本参加活动，同行的有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陈文惠女士。在活动中，他发出感叹：“只有经历过战乱的人，才会懂得和平的可贵。像陈大姐和我这样经历过战乱的人，更是深刻地懂得和平的珍贵啊！”
我们能体会到，他会时不时冒犯国人甚至全世界的人，原因是他经历过战争，遭受过战争之苦，深深明白和平的可贵。
章先生在 2020 年出版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写道，历史学家需要研究过去的人和事。他还强调要和其他有识之士一起，去“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对世人狭隘民族主义进行批评，对世界和平发出呼吁，这些无疑是他为促进人类历史朝更好方向发展所做的努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