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与现代化
费正清
蒋介石的御用文丐蒋廷黻
经由查利斯·韦伯斯特引荐，我结识了蒋廷黻，起初对他的身份职业并不了解，更不清楚他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积极推动者。我原本计划深入研读的外交文献资料，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他负责审核批准的出版物。如今我才明白，过去过度的自我中心让我显得多么见识短浅，而此时能够进入他广博的知识天地，真是再合适不过的时机。
要见蒋廷黻，需从哈德门大街基督教青年会站上车，乘公共汽车，约一个钟头车程，穿过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在西直门下车，那是西城的出入要道。下车后有一条五英里长的平路，可通向颐和园。当公共汽车经过燕京大学时，远处西山清晰可见。车辆向东转个弯，再开一英里，便抵达清华园。途经圆明园废墟，那里原是一座夏日休憩的皇家园林，却在1860年遭遇八国联军焚毁。
清华学堂是在1908年之后建造的，它比燕京大学早了大约十五年左右。这所学校最初的位置是皇家庄园。这些建筑融合了中西特色，但无法与燕京大学相比，该校由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负责规划，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与传统琉璃瓦屋顶交相辉映，营造出新颖的对称宫殿式样，就连燕京大学的自来水塔也巧妙地藏匿于钢筋混凝土的宝塔之中（原先的燕京大学校园面积仅相当于如今北京大学四分之一左右）。
司徒雷登担任校长期间，燕京大学位列当时众多教会高校之首，规模最为宏大。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作为国家公立学府，其学术水平足以与北京大学相提并论。进入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清华大学因此得到这笔款项支持，并于1909年着手实施赴美留学计划，开始有步骤地选派学生前往美国深造。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学生数量大约是一千，这些人回到国内，在国民党执政区域内的大学和政府部门工作。然而，反向派往中国的美国学生却非常少。
韦伯斯特带我去看蒋廷黻时，他显得十分兴奋。然而，对于只会些中国童稚之言和粗浅读写的我这种成年人来说，这确实是个难题，好比手头养着一只长大却没驯好的圣伯尔纳德犬那么麻烦，你该如何是好呢？我能做的只是连连点头，但我还是设法购得了一套故宫博物院印制的《筹办洋务始末》影本。20年后我教研究生时，还经常用到它。
蒋廷黻初次与我相见，年龄尚轻，不过三十六岁，却已是现代中国史学界公认的泰斗了。他身形中等，脸庞呈典型的中国式圆润，思维活跃，因而显得很有朝气。他的精力旺盛的妻子，当时已经前往英国的瓦沙和布伦茅尔了。他提到自己早年的学术之路得益于湖南美国长老会学校一位女老师的扶持，1906到1911年期间，那时他尚年幼，她便开始教授他英语，之后又协助他前往美国继续深造。因为他曾为哥伦比亚的历史研究项目提供口述资料，并留下了相关记录，据此可以推想，彼时他的见闻应当远胜于1932年时的我。他很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能，因此在家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负担，家人希望他能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并希望借此光耀门楣。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努力奋斗，但这个奋斗的过程却慢慢让他变成了一个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华人。他的老师是珍·林格尔女士，她对他关怀备至，几乎如同母亲一般，也引导他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身上带有鲜明的欧美特征。他17岁时独自前往旧金山谋生，林格尔夫人帮他进入密苏里州帕克威尔的帕克学院就读，这是一所私立学府。他在那里修完高中课程，还常去农场做零工，从事割草、洗衣等劳动，以赚取学费，效仿美国学生的做法。1914年至1918年期间，他前往奥伯林深造。1919年他随中国劳工团在法国担任了一年基督教青年会秘书。
他回到美国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成为一位积极的学生代表。他参与编纂《基督教中国》，撰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探讨如何将“社会基督精神”本土化，使其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过程中融合了两种思想：既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切呼吁，也反映了美国自由主义理念的表达。1919年，凡尔赛条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后，蒋廷黻赴美巡回演讲，他的行动与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形成呼应，他也因此投身于迅猛发展的民族主义风潮之中。
面对1922年4月的反帝风潮，在华的新教传教机构行为极其荒唐，创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愚蠢记录，他们刊印了一本书，书名并非《基督教助益中国》，而是《基督教占据中国》！书中充斥着极具挑衅意味的地图和统计数据，真实体现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这让众多中国信徒感到被欺骗。自那以后，蒋廷黻和其余众人相似，不再热衷于追求建立基督教中国的愿景，而是将更多心思放在了国家主权的议题上。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专业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不过政治理论的那种空泛性让他感到乏味，所以他转投卡尔顿·J·H·海斯门下，开始学习近代欧洲历史，他渴望掌握的是政治实践方面的真实学问。
蒋廷黻在海外生活了十一年，这段时期是他人生中核心思想逐渐成熟的关键阶段。1923年，他回到国内，并在南开大学从事教育工作。该校是由张伯苓在天津创建的一所享有盛誉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过，直到最近才知道，张伯苓之所以聘请蒋廷黻，是由于“成志会”的推荐。该组织是中国海外学子组建的多个秘密团体中，成效最为显著的一个。张伯苓与几位南开大学的教授，都曾是那个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海外求学期间，每逢夏季假期便常常相聚，彼此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予支持和援助。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方面确有值得借鉴之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些试图在军阀混战的中国重建秩序的归国青年学子，确实需要尽可能互相帮助和扶持。一旦开始实践，他们便意识到，自己能够传授西洋学问，但对于华夏本土学问却了解不多，既没有第一手文献，也缺少中文讲义，并且研究途径也相当有限。
蒋廷黻很快意识到，他惯常持有的务实看法与美国教育同中国现实之间存有显著距离，许多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往往转变为信奉杜威实用主义理念的改革派人士，他们深受美国思想熏陶，然而蒋廷黻却直言不讳：“我们对于周围日常生活的诸多事务，其实一无所知，既不清楚其产生的缘由，也无法洞察这些缘由赖以滋生的环境。"那位在地方当局任职的中国事务权威人士，熟悉纽约和巴黎的政治体制，至于北平、汉口和成都的政府运作，他却几乎一无所知。
1929年，蒋廷黻被调到清华大学出任历史系主任，当时清华大学刚经历国民政府重组，院系规模得到扩大。该校具备优越条件，每年能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获得四十万美元的稳定资金支持。蒋廷黻设计了一套供研究亚洲主要区域参考的课程体系，这套体系还包含组织研究生培养班的专门项目。他和查利·韦伯斯特一样，意识到了当前历史认知受制于国家间的外交与和平。他迫切希望创建一个基于中国视角的历史框架，这个框架要超越摩斯博士的“蓝皮书历史”。因为后者的历史研究主要依赖仅来自英国的资料。蒋廷黻感到十分意外，当时清朝统治层对英国的性质及其用意完全不了解，几乎不清楚自身的所作所为。他已指派一些年轻人分别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蒋廷黻还通过向英国和美国报纸投稿，阐述新编中国资料能够发挥的作用。
这一系列富有成果的探索，与那个年代众多革新事物一样，自1931年9月日本侵占满洲之后，全都遭遇了威胁和阻碍。从那时起：生存问题取代了发展议题，人们不再思考如何进步，而是必须设法保全自身。1931年，专研中古历史的英国学者R·H·托尼（R·H Tawney），也就是《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作者，来到中国，并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他主张借助现代化途径，促使中国快速转变为一个具备自卫能力的强大国家。约翰·杜威逝世十年后，托尼的主张又为像蒋廷黻这样的归国学者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这些人主张渐进式变革，而非激进革命。托尼极力倡导以长江下游的核心区域为起点，逐步向周边地区扩展，从而形成现代化的示范区域。这需要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为领导核心。国民党是以广州为起点的区域性组织，在中国北方从未具备强大势力或获得普遍认同，南京与上海一带理应成为核心地带，其作用类似于德国的普鲁士或意大利的皮尔德蒙特，领袖地位自然归属于蒋介石托尼还担任国际联盟的教育顾问，他在报告里揭露了中国的衰败局面，并给出了他的应对措施，他撰写的两篇涉及经济和教育内容的文章中，公布了一个从此被称为“现代化”的发展蓝图，托尼在1931年提交的方案，在许多方面都非常贴近，而且极其深刻地契合了五十年后中国自主倡导的所谓“四个现代化”。
在众多激励之下，蒋廷黻倡导从真正的土地变革入手，然而重心却在于重塑国民的品格特质。在他看来，关键不在于明确要做什么，而在于怎样切实推进并达成目标。他主张强势的、乃至专制的领导人，可能意在暗示只有蒋介石才适合承担这一重任。1934年蒋介石嘱咐蒋廷黻在欧洲休假期间，顺道去莫斯科探询苏联是否愿意协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蒋廷黻于1934至1935年期间，曾先后访问莫斯科和伦敦。查理·韦伯斯特在1935年11月2日寄来的信件中提到：“我们对他此次出行十分赞赏，他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且分享了许多我们此前并不了解的中国政治内情。我们热切希望能够在《政治周报》上刊登他那些精彩的演讲文稿。你一定会有机会看到他的在卡塞姆议会中的演说。”
蒋廷黻在这篇演讲里，大致描绘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混乱状况。儒学与君主制度的分离，就好比教堂的飞拱与墙体分离，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他观察到，当时中国受过新式教育的学者们，把外国的和本国的、旧时代的和新时代的各种政治思想胡乱掺和，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西方的自由主义已经逐渐失去其主导作用，开始走向没落，然而在中国却受到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像他一样的许多人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中国传统哲学，都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混乱。此外，留学生的思想很少真正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因为脱离群众导致严重偏差……我们研读的是异域典籍，专注探讨的是民众漠不关心的议题……（尽管）在讲坛、在沪京报章、在卡塞姆议会里都能口若悬河，令他人以为我们才思敏捷，然而我们甚至无法确切明白中国乡野百姓究竟期盼什么。我们距离让中国农民完全认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蒋廷黻坚持认为：民众需要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引导者，而且他们从没想过要放弃这个使命。
日本的持续入侵让这一核心原则变得十分关键，1931年日本攻占了满洲，1932年设立伪满洲国，1933年侵入了热河省，1934年侵入了天津-北京一带，1935年企图掌控整个华北，确实到了该采取对策的时刻。
1935年12月，蒋介石邀请蒋廷黻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继续自己的纯粹学术研究。蒋廷黻在1935年12月21日从南京国民党行政院政治事务部门给我写信表示，或许大家对我的职业变动感到意外，当我从北京来到南京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改变。但是，当我察觉到所分配给我的职位相当关键，并且能够借此处理诸多事务时，我便应允了。这个职位在法语中称作Chef de cabinet politique（内阁政务办公室主任），在内阁会议中拥有席位。我的职责极为繁重，既包括常规性工作，也涉及突发性任务。我和担任秘书长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可以说是那位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将军（指蒋介石）手下的两个得力干将了，我们都是他身边非常忠实的人。
就个人偏好而言，我更愿意选择教师这一职业。每当回想起往昔的闲暇时光、曾经涉猎的书籍，还有在教书育人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文稿资料，内心总会涌起感动，甚至不禁潸然泪下。现在每天从早到晚都十分忙碌，许多说话啰嗦、不懂得言简意赅的人，常常让我们浪费许多宝贵时间。仅仅是处理应聘事宜，就几乎要把我逼到崩溃的边缘。清晨七点整，有个陌生者突然闯入我的住所高声叫嚷，说终于找到我了，我们已有二十年未曾谋面了，他竟然是我小学时的同窗，彼此都是同乡出身，既是中国的同学，也是美国的校友，分别就读于南开、清华和北大，他们都想从我这里谋求一个职位，我的办公室如今已是人满为患，倘若能减去一半人员，我或许能更有效率地开展工作。但是我的领导不赞成随意解职员工,他主张为所有愿意努力工作的人提供职位保障,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美国最高行政长官还要开明得多。
我十分忧虑你们即将赴美之时，我恐怕无法再见到您和您的夫人了。然而，请勿让距离和职业的不同，损害我们之间的友情。无论如何，我都盼望我们能一直保持紧密的友情。
1933年，我与威尔马在北京居住满一年，生活逐渐陷入困境。蒋廷黻为我争取到清华大学的教师职位，我因此首次登台授课。1934年下半程，我和威尔玛途经南京周边的乡村前往上海，目睹了一些推行现代化措施的景象。当年11月前后，我们曾在长老会传教士安迪和玛格丽特·罗伊的居所停留了若干天。
安迪一向充满热忱，他骑自行车带我们前往乡下，去考察弗兰克·W·布莱斯的乡村建设情形，这位布莱斯把长老会高级神学院的学生们派往了五十个村落，我当时记下了他们所设定的近期任务目标
要亲近农夫们，助其提升耕作效益，以此换取他们皈依基督教。此类工作需循序渐进。譬如院落角落饲养的巨型洋种白克夏尔公猪，因其体型过于魁梧，导致非基督徒的农夫们始终对其缺乏信任，从不允许他们体态轻盈的本土母猪与之结合。
在遇见弗兰克·W·布莱斯之前，我们首先注意到他遭遇的困境的标志，那便是两座梁朝时期的石狮，它们属于公元502年至557年间。
它们蹲在一处稻田之中，神情十分舒展，形象逼真，宛若活物，我们走近后，仔细观察它们身上的翼状构造，球形的视觉器官，以及那微微张合的口部，还有类似袋鼠的尾肢，从整体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生物，或许有人会询问它至今已存在多少岁月，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它的历史必然要远超法兰西和德意志。
他们提出，那些未接受过农业知识教育的神职人员，在当前阶段于五十处村落中开展工作，他们离开之后，应当维持沟通渠道畅通。
关于南京当局推进城市治理的若干举措，我们尚存些许记忆。乔治·E·泰勒（戴德华）彼时在蒋介石主持的中央政治学校，担当起对政府人员的教学任务。他先是以英联邦专项研究生助学金的身份，从英国抵达哈佛大学，继而借助哈佛、燕京研究会的支持，转赴燕京大学。他带我们看那种非常规整的住所，每个房间安排八个人，使用双层铺位，学员们每天都要依照严苛的规则承受高强度的锻炼，有家类似的学校专门培养陆军军官，军官道德励志社团从精神层面管束和激励学员，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想要把那种儒教和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制度以及仁义道德的观念灌输给城市中的大量民众
我和弗兰克·W·布莱斯一同前往比尔·芬（Bill Fenn）家中用餐，他当时担任金陵大学英语系主任，安迪·罗伊（Andy Roy）在席间提出了一个我此前曾向他咨询过的问题
只要南京当局持续充当上海金融界、地产大户以及渴望扩大利益份额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当时持有此看法），那么我们支持南京当局推行合作化举措、提升农业产量、优化水利和教育，意图振兴这个农业国家的行为，究竟能产生多大成效呢？
弗兰克·W·布莱斯主张协助这个唯一的合法政权，毕竟它当前展现了维护自身权威的多重姿态，包括掌控权力，能够约束地方专制者，着手重建政府，开展教育活动，修建道路，以及推进各项进步事业。
提及这些情况时，我们无从知晓，十万共产党部队及其支持者正艰难突破包围，撤离江西省，开始向西北延伸的长期跋涉。他们怀有自己关于中国进步的构想。
这篇文章最初见于费正清所著、黎鸣等人翻译的《费正清自传》一书中，该书的出版社为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是199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