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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
毛泽东一生阅读了诸多文史哲经方面的书籍，书写了大量批语，提出了精辟且独到的见解，这是他所写的部分批语 。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及夫人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年12月，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希望借此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
毛泽东是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一代伟人，他如何评价自己以及自己的著作，这是一个有趣且耐人寻味的话题。在此，笔者挑选了四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自己和自己著作的评价，用以飨读者。
《毛选》四卷是“血的著作”，“是群众教给我们的”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与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人进行谈话，谈到全国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他表示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称自己现在很想写些东西，却因年老精神不足而无法实现，还提到《毛选》是血的著作，其中内容是群众教给他们的，是付出流血牺牲代价才得来的。
所谓“血的著作”，意思是说，《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斗争才产生的，是形势逼迫而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与外宾交谈时多次讲，他原本是一名小学教员，只是由于形势发生变化以及责任感的驱使，才被迫走上革命道路。面对强大且残酷的敌人，若要取得革命胜利，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形成正确的理论。在此过程中要流血牺牲，因而是“血的著作”。
所谓“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意思是，《毛泽东选集》并非凭空出现，它是人民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在持续学习尤其是不断向群众学习的进程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讲过，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只是从群众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
在其他谈话中，毛泽东也多次表达过上述两层意思。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会见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 ，佩雷拉表示，自己在学生时代读过毛主席的著作，还通读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之后毛泽东回顾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后称 ，我们历经28年斗争 ，其中22年是武装斗争 ，期间也遭遇过好几次失败 ，几起几落 。我所创作的文章，是对这几十年斗争历程的呈现，它是人民革命斗争的成果，并非依靠自身空想得来。首先得有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后才会在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中有所反映。既然存在人民革命斗争，便会产生关于采取何种政策、策略、理论、战略战术的问题。经历过栽跟头、遭失败、受压迫，才得以明白并能够写出一些内容来。
1963年9月9日，毛泽东会见了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斯，他说，自己认识中国历经了漫长时间，走过了漫长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 ，还表示自己向马克思学习，向列宁、斯大林学习，向敌人学习，最重要的是向群众学习。
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以及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在谈到打仗问题时表示，自己打了25年仗，因偶然性未被敌人打死，1927年以前自己没有准备打仗，当时在城市工作的人包括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自己也是如此 。人们说我英明，这是假的 ，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致使我在城市中无法立足 ，他们采用恐怖的杀人手段 ，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 ，蒋介石能用枪杀伤我们 ，我们也能用枪杀伤他们 ，我来讲一点经验 。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调查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10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学会的，是在农民中学会的。”
毛泽东称《毛选》并非“我的”，这意味着《毛泽东选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当然也凝聚着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所付出的代价”。1962年12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巴西客人拉格尔·柯索伊夫人和阿马里利奥。当阿马里利奥提及毛泽东的著作在巴西颇受欢迎，毛泽东所写的诗同样很受欢迎之际，毛泽东说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是1946年到1949年革命的不完整记录，仅仅是一个轮廓。若要呈现完全的记录，那内容可就多了，我们报上有诸多文章，其他同志也发表了不少言论” 。当拉格尔谈及相信巴西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时，毛泽东讲道，不是这些人取得胜利，便是那些人取得胜利 。就像在我们中国，我们这些人得以留存，这仅仅是偶然留存下来未被打死而已 。总归会有人取得胜利，这是必定的 。至于由什么人领导，是张三或者李四，是存在偶然性的 。由此可见，革命取得了胜利，然而毛泽东没有忘记那些已经牺牲的先烈们，他觉得，《毛泽东选集》并非只属于他毛泽东个人，更是属于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人们。
我“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只有一篇好的”
毛泽东既是一位政治大家，又是文章大家。那么，毛泽东对自己的作品究竟持怎样的看法呢？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以及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表示，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吗，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还说我只有一篇好的，即《实践论》，还有点用 。1968年8月13日，他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该代表团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契和迪尼组成，此时他还说道，他没有什么著作，只是记录了一些历史事实 。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创作的著作，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过程，基于此，“历史资料”“历史事实的记录”这种表述，确实符合实际情况。然而在此处，毛泽东主要是想说自己的著作在当下看来没什么太大价值了，这显然是一种自谦的言辞。
那么在之前的那些著作当中，有没有毛泽东如今还能瞧得上的呢？有，那便是《实践论》“还有些用处”。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时还讲过：“对于已经发表的东西，完全满意的极少。像《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非很满意。””可见他对这两篇著作的重视。
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与智利政界人士会面。客人提及他们中有教授哲学的大学教师，他表示：“我也喜好哲学，不过我是研习哲学的学生。”1961年12月5日，他于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当代表团团长、加拉加斯市议会副议长提及他家里挂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等人的画像时，毛泽东表示，自己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撰写了《资本论》，恩格斯撰写了《反杜林论》，列宁撰写了《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应当挂，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类作品自己并未写出，理论研究欠佳。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恩格斯所著的《反杜林论》属于哲学著作，《资本论》虽说不是哲学著作，但其里面蕴含的哲学思想以及逻辑结构，让人赞叹不已。毛泽东对这两部著作怀有欣赏之情，这明显体现出他对哲学的偏好，如此一来便能够明白，在《毛选》四卷里，他为何唯独喜爱《实践论》和《矛盾论》了。
毛泽东是一个会从“此岸”去思考“彼岸”的人，他不只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思想者，更是一位哲人。在这样的人看来，一般性的研究和著作是等而下之的，应用性的研究和著作同样是等而下之的，真正的创造性是体现在根本的哲学理论上面的。
沿着这样的想法，新中国成立之后所创作的作品，就更难以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了。
1964年6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康生提及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称现在学那些东西自己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陶铸、李雪峰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表示那没有东西嘛！“没有东西”这一句，鲜明地反映出他的态度，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自己的著作而言的。
1966年3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及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表示自己没写什么，比不上第四卷 。1969年5月26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汇报，谈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时，称自己兴趣不大，也不看 。这些并非全是自谦之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对于像他这样的思想者而言，一般性的事物确实无法引发他思想上的兴奋。
然而，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一旦事情涉及政治，情况就不一样了 。1965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与安徽省委负责同志谈话，安徽省委负责同志汇报“四清”运动时，称运用主席著作很能解决问题，思想就通了，毛泽东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还说这本书共有3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只有5000字，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李葆华等人表示这个本子不错，称群众很欢迎这本书，还建议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他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毛泽东回应说，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毛主席语录》虽是摘录式，却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原著。此次，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发行持肯定态度了。
“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接见了来京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包括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 。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毛泽东表示 ，他劝同志们去看看鲁迅的杂文 。他指出 ，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 。他强调 ，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 ，也不是他自己 。他说 ，自己算贤人 ，是圣人的学生 。
圣人、贤人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概念。所说的圣人，大概是才德兼备、达到至善境界的人。圣人的意义不只是在当下，更在于千秋万代，是有限空间里的无限存在。中国古代有立功、立德、立言的说法，被称作圣人的，或许在现实中没有建立多么大的功业 。但是，他们必定有立德的行为，必定有立言的举动，而且这立德立言不是普通的，必定是开风气之先的，或者只是开风气却不为先的。因为圣人追求的是终极的事物，是为天地确立起心的人，是为生民确立命运的人，是为万世开创太平的人 。
毛泽东敬仰圣人，这进一步证实了上面所讲的，毛泽东是一个从现实思考未来的人。身为政治家，毛泽东立下了永载史册的非凡功绩；然而作为思想者，毛泽东更注重超越当下的长远精神存在。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于《讲堂录》里把人分成办事之人、传教之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这3种，还认可“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的观点。在他的认知中，圣贤属于传教之人；帝王、王侯将相是办事之人，不客气地讲，是在思想方面给圣贤“打工”的 。他自己的人格追求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自己的榜样也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这种人不仅要有当下的功业，还要有长远的精神思想 。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在谈到“文革”后对他本人“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称谓时 ，毛泽东表示 ：“什么‘四个伟大’ ，‘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 ，讨嫌！”总有一天要全部去除，只留下一个Teacher，即教员。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当教员的，如今依旧是当教员。其他的都一概辞去。”对“教员”“导师”称谓的重视，再次彰显了他超脱尘世功名、驰骋历史长河的精神追求。
毛泽东敬仰圣人，然而他不觉得自己是圣人，仅仅认为自己是贤人。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孔子身为圣人，他的门下有七十二贤人 。
值得说一说的是，毛泽东觉得，中国的第一圣人并非孔子，而是鲁迅。在长达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一直被尊崇为第一等的圣人。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唯独认为鲁迅是第一圣人呢？这就关联到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与看法了。
延安时期，毛泽东把鲁迅看作“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看作“空前的民族英雄”，看作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对其评价颇高。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时，与工作人员谈话称：“我喜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紧密相连。我在延安时，夜里读鲁迅的书，时常连睡觉都忘了。”
一句“息息相通”，点明了毛泽东推崇鲁迅的缘由。孔子是圣人，不过那是封建文化的圣人。鲁迅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圣人。对于共产党人而言，“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所以鲁迅自然被毛泽东视为超越孔子的第一等圣人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倡导领导干部阅读鲁迅的作品，尤其是鲁迅的杂文 。他觉得，鲁迅的文章对中国国民性的把握与刻画，极具深刻性与革命性 。同时，鲁迅不但剖析他人，还无情地剖析自己 。并且，鲁迅剖析自己比剖析别人更加严格 。这种精神同样值得共产党员学习 。
还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提到了鲁迅，这封信令后人反复揣摩研究。他说，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从洛阳走到成皋后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自己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他表示，自己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喜欢鲁迅那样坦率。鲁迅说过，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 。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这时，“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毛泽东的内心肯定不会平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然而，自己做出的这个决策正确与否呢？他内心好像不是特别确定。这个时候他想到了鲁迅，想到那个在他心中堪称圣人的人，想到那个和他“心有灵犀”的人，会有怎样穿越时空的精神交流呢？
“‘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及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问题，他表示，自己以及总司令，少奇同志（这里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属于少壮派），做的是跑龙套的工作，没有资格登台演主角，只能起到维持、帮助的作用 。你们不要觉得我现在要放弃了，不再做事了，确实是身体方面不如别人了，年龄方面也不如别人了，精力方面同样不如别人了。”
此时，毛泽东年龄超过六十岁，已感觉到自己在身体、年龄、经历各方面都比不上别人了，因此他提出在合适的时候要辞去主席职务。
进入60年代之后，毛泽东已到古稀之年，他谈论衰老、死亡这类话题的次数更多了。
1963年11月2日，他会见了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我国工业发展面貌几十年后会起变化，他说，那时自己已去见上帝了，自己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再多就没有意思了，干不了什么工作 。12月12日，他会见了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一行，他又说道，自己年纪大了，能做点工作，能看看同志们，就是幸福。他还表示，雷声大，雨点小，有名无实不好，自己不喜欢做一个这样的人 。
人生到了七十岁自古以来就很稀少，1963年正好是毛泽东到了七十岁的时候。他说的这些话，体现了他对生命以及人生价值的观点。他觉得，人要是活着却做不了什么工作，那就“没有意义”，人生也就没什么太大价值了。
1966年，毛泽东73岁。这年1月29日，他在给周世钊的复信中表示，已收读周世钊数次惠赠的书信及所附的数十首大作诗词，极为高兴。他还说，看来周世钊兴趣尚浓，而自己已衰落得多了，不知如何是好。周世钊比毛泽东小4岁，看到年近古稀的老朋友仍然兴趣浓厚且创作不断，毛泽东十分高兴。而那句话，表达出深深的感慨。自己已经衰败不堪，真是这样吗。接连两个“怎么办”，是叹息自身，还是叹息国家，或许两者都有吧。
如果说，1956年毛泽东表示自己精力衰落，要预备接班人之事，这是一种未雨绸缪的长远打算；那么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身衰老，特别是随着他对国内修正主义担忧加剧，他政治上安排接班人的心情就愈发迫切了。
1966年6月10日，他在杭州与胡志明会面时讲道，他表示自己今年、明年情况就差不多了，原因是中国常有七十三、八十四的说法，他明年就七十三岁了，这一关不好过，就算阎王爷不请他，他自己也得去。杜甫有一首诗提到，酒债在平常行走之处都有，人生到七十岁自古以来就很稀少。他还说，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是对立统一的，事物总是存在两个对立面。如果只有绝对的团结，不存在对立面，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全世界的政党都是有分裂情况的！马克思、恩格斯未曾预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会变成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创立并领导的政党，像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离世后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要是不留意这点，是会遭受损失的。只要理解了，我们做好了准备，全党大多数人都做好了准备，那就不用害怕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邀请去。至于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我们并不清楚。不过现在要做好准备，时间还来得及。总之，看待事情要一分为二，不能只看现在大家都喊“万岁”的表象。
说自己“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这无疑是夸张的表述。毛泽东的上述这段话，真切地鲜明反映出他已过古稀之年，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怀有担忧之情，同时也反映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复杂心态。
毛泽东的初衷是反对修正主义，然而结果如何，他并不确定，结果无非是好与坏两种情况，好的情况是党团结，坏的情况是党分裂，总之就是“一分为二”。他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想用那些喊“万岁”的人，可是这些人靠得住吗？他们是不是只是为了打鬼，才把他当作“钟馗”呢？联系一个月后他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信件，毛泽东在古稀之年发动了这场革命，其“自信而又不自信”的复杂心态尽情流露 。
进入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步入了暮年，此时他已到了耄耋之年 。
1975年，毛泽东患上眼疾，无法读书，他多次让人读南北朝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听到其中“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的句子时，他不禁有所触动。听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等句时，他不禁失声恸哭。他极为看重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了将近10年，然而结果似乎并不像他起初预想的那般顺遂，泪水之中体现出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那种无奈之情 。
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既没看书，也没睡觉，他靠在床头沉思，自言自语说，这也许是自己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最后一个“十一”了，随即转向身边工作人员，问，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在死神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毛泽东又怎么会是例外呢？“万寿无疆”这种说法，完全是天大的唯心主义。
毛泽东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便在“文革”期间被高呼“万寿无疆”，然而他心里明白，自己在生理方面是不可能长久存活的。他在晚年时还多次跟身边的人开玩笑说，等自己去世后，大家要举办庆祝会，以此庆祝辩证法取得胜利。
毛泽东晚年时，对自己的生死看得很豁达，然而仍难以避免产生一种壮士暮年的孤独苍凉之感，对于国家的命运，他怀有更多的担忧、无力感与无奈感，甚至还有些许失望。不过，失望并不等同于绝望。作为一位哲人，他坚信，有些事当下不一定非要苦苦探寻答案，千秋功过，自然会有后人去评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相信物极必反，他相信一切矛盾终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他相信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继续前进的步伐，就如同诗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表达的那样 。
